文章数据

北青深一度

摘要在副导演牟天赐看来，行业动荡引发的剧荒，让很多身处产业下游的演员无戏可演。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——浙江横店，不少演员正在或已经撤离这座“中国好莱坞”。

记者/蒲晓旭

编辑/宋建华

横店群中演员王建

在这场蝴蝶效应中，被举报的“阴阳合同”事件，引发了国家对天价片酬、阴阳合同、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。资本纷纷用观望暂避风头，大批影视剧被暂缓投资。

“今年就像一个冬天。”

在副导演牟天赐看来，行业动荡引发的剧荒，让很多身处产业下游的演员无戏可演。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——浙江横店，不少演员正在或已经撤离这座“中国好莱坞”。

多位影视圈制片人表示，当下影视行业所经历的阵痛，其实是对以往弊病的纠偏。在这场风暴中，大多数演员其实比较无辜，但长远来看，行业一定会转暖。

曾经人流熙攘的横店万盛街如今有些冷清

从横漂到试药人

实在熬不下去了，赵嘉在这个冬天离开了横店，北上苏州。

去年夏天，这名陕西蒲城籍的19岁青年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加入“横漂”大军——“觉得能见到明星。”

位于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，有“中国好莱坞”之称。在30余平方公里的区域内，拥有春秋唐园、秦王宫、清明上河图、明清宫苑、圆明新园、红军长征博览园等众多实景拍摄基地，跨越数千年的历史长河。

独特的产业和风光让横店主要聚集了三种人：游客、明星和群演。

群演通常分三类——普通群演、特殊群演（简称“群特”）和高级群演（简称“特约”），工酬逐级上升。群特通常饰演士兵、太监、大臣、宫女、丫鬟等角色，要求身材高挑，形象姣好。特约有一定剧情、动作、台词，甚至能和主角对戏，要求有一定演技。

赵嘉没有任何基础，只能做普通群演。除性别外，普通群演几乎没有其他要求。

去年才来横店那会，赵嘉几乎天天有戏拍，还常拍夜戏，平均每天能挣到100元。在一部近代战争片中，他演学生，拉着旗子走在人群前面，高呼“胜利了！”。这是他为数不多能在剧中发声的角色。除了学生，他还演过“鬼子”，成为这些年横店产出的无数“鬼子”之一。

局势在今夏骤变，赵嘉接到的戏越来越少，往往要等四、五天才能盼来一次做群演的机会。交完300元房租，只够糊口。

最难的时候，他一顿吃一包泡面，再用面汤泡馒头，每顿不超4块钱。一周之后，他终于做了一天群众演员，才买了碗兰州拉面犒劳自己。

没戏可演，他找餐厅做兼职，每天端8到10小时盘子，常累得只想躺下歇会，或是进厕所抽根烟喘口气，焦虑感如烟丝般不断升腾。

“大家都说干不下去了，回家的朋友也越来越多。”

彼时，正值“阴阳合同”事件女主角被罚8亿，影视圈税务严查风暴骤然来袭。在横店西北3800公里之外的新疆霍尔果斯，超过2000家影视公司正加紧排队注销。

“说很多戏本来要拍的，但是因为阴阳合同事件，担心演员要出事，就想等演员们把那些关过了再看看。”横漂演员刘志军在一次接受横店演员工会培训时，曾听到工会工作人员，就今年戏少的情况如此解释。

接不到戏，部分群演开始撤离横店。赵嘉所在的微信群里，群演们开始频繁发布转手锅碗瓢盆、桌椅板凳的讯息。这往往预示着发布者即将离开当地。群演李新宇等人，则结伴前往苏州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。

流水线的枯燥是赵嘉无法忍受的，他试图在横店坚持。相较物质的窘迫，精神上的孤独与无力感，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在一部战争剧拍摄中，几名群演在拍摄中笑场。随后，这几名男男女女挨了剧组的巴掌，被撵出片场，一分钱都没拿到。

目睹这一切的赵嘉感慨：“群演没有被尊重的感觉，可以任意践踏。”

在社交软件上，他结识了一名重庆女孩，俩人以恋人相称。他想去重庆与之会面，一看往返车费要500元，只好作罢。再后来，俩人分手。

返乡的朋友越来越多，可诉心事的人也越来越少，在经济和精神的围剿之下，他终于在今年11月离开横店，投奔苏州的朋友。

在那里，他转为兼职的车展礼仪和保安，一天挣100元。看着花呗还有四、五百元待还，一夜思考过后，他做了一回临时试药人——服下一粒针对癫痫的新药，之后住入医院4天，接受尿检、抽血等指标监测，最后拿到3000元钱。

“只是为了生活。”

常苗苗在打理位于横漂聚居区的面馆，和去年相比食客少了1/3

从拍戏到做防水工

赵嘉离开横店的时候，武打演员王建也有一周没接到戏了，他计划着春节后不再返回横店。

王建，47岁，祖籍安徽阜阳，留一冉十来公分的黑色胡须，人称“胡子哥”。他本在浙江跑货运和做房屋防水装修。前两年短视频兴起，凭借幼时习武的功底，他做起了快手播主。2016年夏，他在浙江东阳拍摄操练九节鞭时，被一位导演发现，后被引入横店做武打演员。

他在横店的首部戏是动作古装剧——他演反派，吊着威亚从两米来高的楼上跳下，再与主角过招，直至被制服。几天下来，收入1.5万。

初到横店，王建也像其他演员一样不断给剧组投简历。几乎每隔两、三天就能接到一场戏。演出机会多到他无法一一记下参演的影视剧的名称，只知道自己演的多是古装镖头、土匪、强盗、船夫一类小角色。

比起货运跑车和做防水，拍戏更轻松、有趣。王建粗略算过，去年靠在横店演戏，净赚约8万元，其中最多的一个月挣了1.2万元。

“今年最多只挣到2万。”王建说，他本对今年充满了期待，没想到赶上剧荒。

今年夏天，王建看到陆续有大量“横漂”离开。已近天命之年的王建对此看得很透：“来横店的都想当明星，可大多都是笑着来，哭着走。”

他还发现，今年来的剧组多是网络大电影。这是一种近两年才兴起的电影类型，简称“网大”。相较传统影视剧动辄过亿投入和上千人的大场面，网大主打“短平快”，成本低，周期短，演员需求也更少。

“今年还没拍过电视剧，都是网大。”王建说，这些剧通常十天二十天，最多40天就拍完了。他有时十多天都接不到一场戏，最少一月仅挣3000元，不及去年平均的一半。

“还是得做老本行！”

八、九月时，他在自己的小轿车上打出了“专业防水”的广告，常接东阳周边的防水装修。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自己单手劈砖、舞双截棍、露天演唱等小视频，以博得更多点赞和流量收入。

与其他因剧荒陷入焦灼的年轻横漂不同，王健有手艺和功夫底子，心态相对从容。他买了个移动音响，没戏拍的时候，就到广场练习唱歌。他决定年后去深圳做一名流浪歌手，就此告别演员生涯。

王爱央的影视刀剑店今年的销量至少要减少一两成

周边产业下滑明显

剧荒之下，横店的其他行业也有了微妙变化。

王爱央在横店江南二路经营一家影视刀剑店已有3年，店内出售各类古装刀剑，同时接受剧组的定制。据她介绍，今年横店的剧组多是网剧，资金少，剧本小，很多都是租或少量购买，不比大剧组定制的多。

“销量至少要减一两成。”王爱央说。

就像投简历一样，演员在跑剧组时，也要提供印有照片和基本信息的资料。拍摄演员形象照和做资料，发布剧组演员招募讯息（简称组讯），是位于横漂聚居核心地带的秋阳摄影工作室的核心业务。

“通过组讯能感觉到，今年下半年，剧组数量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。”该工作室工作人员许东阳说，做资料的演员也少了约两成。

常苗苗在横店大智街开一家面馆，食客多半都是横漂。她介绍，去年每到饭点，都是拎着折叠布椅来吃饭的演员。但今年，几乎很少见到有人再带着椅子来就餐。

在横店，一个人拎着折叠布椅走在街上，往往暗示其基层演员的身份。手中的布椅，是他们在片场休息的标配。

“和去年相比，食客至少少了三分之一。过去，熟面孔能见半年左右，现在两周可能就再见不到了。”常苗苗说，因为客人减少，面馆打烊时间也提前了一小时。

在横店华夏大道开沙县小吃店的陈鹤也明显感到生意下滑。他记得去年夜里常有剧组订盒饭，并让他送到附近的明清宫苑影视基地。可今年到了12月，一份剧组的外卖订单都没接到。

这个冬季，店内最常见的一幕是，饭点一到，在街对面施工的几名工人会进店用餐。他们走后，摆有十来张饭桌的餐厅，只有陈鹤母子围着火炉烤火。

彭师傅是横店地区的美团外卖骑手。他表示，今年很多演员都离开了横店，剧组量也少，这反应在他接手的外卖单量上，较去年下降了约一半。

王爱央也注意到，除了自己的刀剑店，连街上的汉堡店也不尽如人意。前些天她带孩子去吃汉堡，汉堡店老板还向她感慨：“最近都好点了，夏天那段时间真是没生意。”

万盛街，是横店商业最繁华、横漂最集中的街区。长约1公里的街道两侧，商铺林立望不到头。

“去年夜里走在万盛街，挤来挤去都是人。今年没多少戏拍，街上也没多少人。”王建表示，去年每隔三、五天就能看见一拨来横店采访剧组的记者，今年也再难见到。

12月初的横店，结束了持续一周的阴雨。万盛街的夜色，被湿漉漉的街道映衬的比白天还要五光十色。只是路人稀少，行色匆匆。

一队拿着折叠椅的演员在上车。在横店，拿着折叠布椅走在街上的往往都是演员

“今年就像一个冬天”

剧荒，并不只发生在横店。

“全国范围内，很多演员都在休息，”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老师、制片人隋兰表示，今年影视剧量不如往年多。整个行业就像一个池子，水少了，大家喝的必然也少了。

除了上述身份，隋兰还是雕刻师演员工作坊的发起人之一。这是一家专门为职业演员和剧组提供表演培训的机构。长期与演员相处，这让她得以洞察到行业和演员状态。

隋兰介绍，很多今年能进剧组的演员们都自觉庆幸，在“如此寒冷的冬天”，他们还能有戏拍，有盒饭吃。

山东德州人牟天赐，是一位常居横店的副导演。2015年退伍后，他从群演、领队，一步步成为副导演，负责接影视项目并负责招募各级演员。他手机里有四、五千名演员经纪人的微信。与往年他联系演员不同，今年有很多演员和经纪人主动联系他，询问是否有适合自己的角色。

受剧荒影响的，不仅是演员。

“今年对我来说是特别惨的一年，一连黄了十几部戏。”牟天赐介绍，2017年他接了六、七部戏，今年只接了3部。很多戏在筹备中突然断掉了，原因只有一个——资金无法到位。

天赐记得，前些年横店不缺戏，一个季度来五、六十个剧组都很正常。今年剧组少，大剧的数量也较往年偏少，更多的都是网大，这也造成了演员需求萎缩。

这位26岁的年轻导演坦言，因为太闲，他尝试过在横店开店，以结识人脉。也想和朋友一起去客串演员，挣点零花钱。只是无论如何，他都无法去跑群演，因为熟人太多，“太没面子”。

“今年就像一个冬天。”

牟天赐介绍，如今在剧组往返的大巴上，很多人都在谈论“横店不行了，得去外地”。但他认为，并非“横店不行了”，而是大行业发生了变局。横店的人流有向外的趋势，一定程度上也与浙江象山、湖州、上海、湖北襄阳、贵州都匀等地新影视基地各自兴起形成分流有关。

横店影视城之明清宫苑，以“故宫”为模板1:1复制

经历阵痛才会更好

自今年阴阳合同事件被曝，引发了国家对“天价片酬”、“阴阳合同”、“偷逃税”等问题的治理。

在政策推动下，今年8月，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三家视频网站，联合6大影视制作公司发布声明：单个演员单集片酬（含税）不得超过100万元，其总片酬（含税）最高不得超5000万元，并呼吁抵制不合理片酬，抵制行业不正之风。

在牟天赐看来，“阴阳合同”被曝光，这动了行业大佬的奶酪，是件特“牛”的事，从政策层面利国利民。但作为普通从业人员，难免受到波及。

经常接触投资方的牟天赐深谙剧荒的由来：风暴之中，大量资本都在观望中暂避风头，计划中的影视剧可能被暂缓。一些剧组资金链断裂，也导致下游演员无戏可演。

“规则一变，一些投资比较大的剧，都在暂时观望。”隋兰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。

隋兰介绍，她本有部戏原计划年底开机，不想赶上行业剧变。由于平台要求演员片酬必须控制在5000万元以内，一些演员不是特别好谈，就片酬未能达成一致，项目只能暂缓。

王哲是北京一位从影超过15年的制片人。他用“苦不堪言”，来形容他这样的影视剧制作人，在行业剧变之前的真实感受。

“国家治理影视业，一定是行业出了问题。”

王哲直言，在阴阳合同事件被曝之前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整个影视业非常不健康。很多片子不从质量和水准上提升，对大片的定义仅局限于请一线演员。在这种风气下，大家都用价格抢演员，演员片酬越抬越高，致使资金重心都在聘请演员上。这必然会压缩制作成本，导致整部戏的质量无法保障，无法形成良性循环。

“对现在的规则，如果大家都能遵守，对影视业未来而言，可能是件好事。”王哲说。

隋兰也对影视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。她表示，行业发展必然会经历阵痛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也只有走过一些弯路才能正视一些问题。得到纠正，影视业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

“这次风暴中，大多数演员其实比较无辜，但长远来看，行业一定会转暖。”

（应被访者要求，文中赵嘉、王哲为化名）